海上生死鬥-1：何事年年相侵逼

南洋賊　　　作者：盧若騰

可恨南洋賊，爾在南，我在北。

何事年年相侵逼，戕¹我商漁不休息。

天厭爾虐今為俘，駢首叠軀受誅殛²。

賊亦譁³不慚，爾在北，我在南。

屢搗我巢飽爾貪，擄我妻女殺我男。

我呼爾賊爾不應，爾罵我賊我何堪。

噫嘻晚矣乎，南洋之水衣帶邇⁴，防微杜漸⁵疏於始。

為虺⁶為蛇勢既成，互相屠戮何時已。

我願仁人大發好生心，招彼飛鴞食桑椹⁷。

【題解】 
本詩為雜言古詩，收入《全臺詩》第壹冊。全詩旨在描述鄭成功與粵海許龍的海上爭戰，從「南洋賊」的貶抑用語，可知詩人是站在鄭成功的立場發聲。詩歌先以「可恨南洋賊」破題，突顯南洋賊戕害商漁、擄殺屠戮之惡。詩中「天厭爾虐今為俘，駢首叠軀受誅殛。」可見此次的海上對戰結果，由鄭軍獲勝。之後，詩人又再述南洋賊的可惡──擣我巢穴、擄我妻女，使人痛恨不已。然而，南洋海域的敵我仇視若永不止息，則戰爭亦將永不停歇。是以詩人在最後發出「我願仁人大發好生心，招彼飛鴞食桑椹。」以「仁人」喻指鄭成功；「飛鴞」則為南洋賊，期待南洋賊有歸順的一天，屆時，海上貿易與海上政權，將更為穩固。此詩反映鄭成功海上爭戰情形，史料價值不容忽視。

【注釋】 
1.戕：音ㄑㄧㄤˊ，殺害、傷害。 
2.駢首叠軀受誅殛：駢首，頭靠著頭，並排的樣子。誅殛，誅殺。 
3.譁：音ㄏㄨㄚˊ，大聲喧鬧。 
4.衣帶邇：衣帶，即「一衣帶水」。《南史‧陳後主本紀》：「隋文帝僕射高熲曰：『我為百姓父母，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？』」比喻江流狹窄有如一條衣帶。後泛指雖有江河阻隔，但不足以限制交往。邇，音ㄦˇ，接近。 
5.防微杜漸：防備禍患的萌芽，杜絕亂源的開端。 
6.虺：音ㄏㄨㄟˇ，一種毒蛇。 
7.招彼飛鴞食桑椹：鴞，音ㄒㄧㄠ，貓頭鷹，一種凶惡的鳥。此句化用《詩經‧魯頌‧泮水》：「翩彼飛鴞，集於泮林，食我桑椹，懷我好音。」意指希望有仁人善士，能感發招降南洋賊歸順，如同惡鴞因食我桑椹，懷我之德而為好音。 

【讀詩心得】 

　　清順治三年冬天（1646），永曆帝逃入廣州，亦商亦盜的鄭芝龍集團投降清朝，其子鄭成功卻率領反清復明志士，結合陳豹軍力，駐紮廣東南澳地區，意欲攻下潮州，卻屢遭許龍船隊掣肘。許龍是明朝末年在潮洲海澄南洋村地區發跡的豪族首領，為對抗屢加侵擾的山海盜賊，以族長威望鳩集鄉勇成立民團，多次擊退外患。久而久之勢力擴大，亦率眾劫掠海上商船，遂成廣東著名海盜。其後與駐紮在南澳的鄭成功為爭奪海上勢力，數度交戰，許龍成為鄭軍的心腹大患。 

乾隆潮州府疆域總圖，由此圖可見許龍與鄭成功對峙情形

乾隆澄海縣疆域圖

　　此詩作者盧若騰為明末遺臣，清軍南下時力守平陽中箭，後與王忠孝等人居浯洲(金門) ，康熙二年(永曆17年，1663)清攻下廈門、浯洲，盧若騰東渡，寓居澎湖。在政治立場上自然是支持反清復明的鄭成功。〈南洋賊〉一詩即是從鄭氏集團的角度嚴詞批判許龍。由於許龍出身潮洲海澄南洋村，故稱其為「南洋賊」。但許、鄭集團既不在同一地方，何苦「年年相侵逼」，顯見兩軍交戰之頻繁。作者更以「戕我漁商不休息」；「屢搗我巢飽爾貪，擄我妻女殺我男」等詩句，痛斥許龍不斷對鄭屬之漁民及商船進行劫掠，並且還犯下擄人妻女，甚至殺人的重大惡行。其實對於海盜而言，在海上掠奪商船財物並不划算(能得到船隻則另當別論)，上岸打劫反而比較省力且容易所得豐厚，至於擄人勒贖更是獲利最大的方式。此詩提其許龍之種種作為，可見其勢力不容小覷，故言「為虺為蛇勢既成，互相屠戳何時已」，而許龍對地方的騷擾劫掠，並非是兩國對峙的軍事戰爭，反而比較接近地盤、勢力範圍之爭奪。且此詩前寫「爾在南，我在北」，後則為「爾在北，我在南」，可以想見兩方忽而在南，忽而在北的交戰情勢詭譎多變，這對鄭軍形成極大困擾。許龍此時雖還未被清廷招安，但從雙方互罵對方為賊的現象來看，許龍亦無意反清復明。(事實上，許龍後來確實歸順清廷)。因此敵方雖然戰敗被俘被殺，「駢首叠軀受誅殛」句其實也顯示戰爭無情殘酷。但此次鄭軍勝利顯然並非關鍵性的大勝，盧若騰詩末語氣一改，感嘆未能事先防範南洋許龍勢力的掘起，如今賊人勢力已成，一時難以殲滅，必形成互相屠殺削弱的態勢，祈願仁人善心感召南洋海賊誠心歸順。

（鄭成功攻打鹿耳門海戰模型，攝自泉州海上交通史博物館）

 　　雖然這首詩是以鄭成功的立場描寫二軍對峙之事，但許龍、鄭成功兩人其實也都不能單純的以一種身份解讀。許龍在舊潮州志雜記裡面，被稱為明末「五虎亂潮」之一。一方面，他是團結地方，對抗外寇的英雄，另一方面則是搶奪行旅，掠劫其他宗族的海盜；另外，從明清對峙的政治情勢來看，他是改朝易心的悖民，對反清勢力多所打擊，又是戰功彪炳的功臣，官拜潮州總兵，甚至被清廷冊封正黃旗精祈尼哈蕃，即水師右都督。同時的鄭成功，整合父親殘餘基業，重新擴建亦商亦盜的事業版圖，扼住海上貿易管道，手上有六十餘艘船，分別前往東南亞、日本、台灣等地從事商業活動，乃當時手握海上交易的重要勢力之一，成為名符其實的海賊王，在政治立場上，他選擇利用鄭氏集團所擁有的人力、船隻進行反清復明，並被永曆帝敕封為延平郡王。因此在傳統概念裡，鄭成功被形塑成一個具有浩然正氣的民族英雄，儘管史家有不同看法，但他卻從海盜－海商的身份，轉化為臺灣歷史上鄭氏王朝的統治者。兩個海盜做了不同的選擇，為自己留下了不同的歷史定位。

 　　由於中國歷代王朝多源於內陸，對航海活動、問題並不特別關切，因此史書中關於海盜的記載並不多，就連文學中也鮮少以此為創作對象，較多的是所謂的「土匪」、「強盜」，以及官逼民反的「梁山泊」好漢，似乎僅有「江洋大盜」一詞能代替「海盜」，如《兒女英雄傳》第21回：「他一向本是江洋大盜；因他善于使船，專能搶上風，踅順水，水面交起鋒來，他那隻船使的如快馬一般。」不過，這倒也不等於中國沒有海盜，只是我們較熟悉明代的海盜，一般稱之為「海賊」。由於中國重農政策，以及內陸型施政思維不重海務發展，導致海賊越發壯大，明末影響到台灣的海盜有就有顏思齊、鄭芝龍、林道乾等人，屬亦商亦賊的性質。他們是海盜，同時也是跨國的商業集團。勢力之大，不是成為朝廷的心腹大患，就是招撫的對象。

 　　乾隆時期由於人口大量增加，福建耕地有限，人民除了選擇移地開墾之外，沿海居民為了短期利益，參與海上搶劫的行動，成為兼職的海盜，賺取額外的錢貼補家用。安樂博(Robert J. Antony)研究1795-1810年廣東海盜集團成因，就提到「沿海地區的漁民，時而捕魚時而為盜的情形，極為普遍」。另一種現象「水師兼海盜」更為特殊，曾任福建汀漳龍道張集馨(1800-1878)就提到常有「其父為洋盜，其子為水師」，這些沿海善水的居民，擔水師兵丁犯錯被革退，就從事海盜；反之，營中招募水師兵丁，也有海盜前來入伍。真正決定百姓或民或盜、或官或賊，關鍵不在他們的文化教養，而是經濟民生。

 　　電影「怒海劫」有一幕海盜招攬人員上船搶劫，招攬者開著車來到村莊，對著村民大喊「想要賺錢就跟我來」，一大票二、三十個男人簇擁著上前接受徵選，他們的衣衫襤褸、身形骨瘦。如果不是為生活所逼，有誰願為盜賊，殺人越貨？而殺人的那名海盜就是罪大惡極的禍首嗎？恐怕也未必。「怒海劫」最後一幕：泱泱大國三艘越洋戰艦，挾著小小的濺血的救生艇，在黑暗海上拖行，難道不是間接指控大國的自由主義經濟掩蓋了貪婪的變相掠劫？



【參考書目】
 (日)松浦章著、謝躍譯，《中國的海盜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1.7
李子遲編著，《千年海盜》，重慶：重慶出版社，2009.7
《全臺詩》編輯小組，《全臺詩》第一冊，行政院文建會、國家臺灣文學館、遠流出版公司共同出版，2004.2
《全臺詩》編輯小組，《全臺詩》第參冊，行政院文建會、國家臺灣文學館、遠流出版公司共同出版，2004.2